新浪财经采访时代集团总裁王小兰之北大光华新年论坛

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近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

时代集团总裁王小兰在分会“国企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做主题演讲，她认为“民营企业既是转变发展方式，建立市场化规则的推动力量，又是一个构建和谐社会，建立一个共享、开放改革成果的社会文化的重要力量”。

王小兰在会议上说：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新兴产业发展的问题。我本人是时代集团公司的，时代集团公司也是在中关村(8.62,-0.01,-0.12%)的，当初宋总和我们都在中关村共同创业，宋总后来进入到了央企，指导了两个大的集团，我们是从事机电制造行业的企业，我本人也是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的会长，中关村很多著名的企业也都是我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的会员。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我想谈几个方面的认识。十七届五中全会对于转型的话题，大家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论断有可能有人把它并列为是我们建国以来的三件大事　之一，1949年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应该说是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出现了改革开放，建立了新的经济体制，这次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关于转变增长方式的论断，大家认为这是为我们建立了一种新的增长方式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也为我们未来能够真正的成为大国崛起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当然这次的转变我认为既有被转变的因素，也有主动转变的因素。所谓说被转变，显然我们原有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无论是我们内部国内的经济还是我们在全球经济当中的角色，应该说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认为这是被转变。

我认为也有很强的主动转变的因素，这种动力是来自于中国经济在抵御这一轮经济危机过程当中的优秀表现。来自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已经具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市场的话语权的这样一种能力。特别是我们在互联网，在IT产业，在通讯以及绿色技术领域等等当中，我们都具有很强的市场创新力。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处处落后挨打的中国，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豪情万丈、扬眉吐气的谈转变。但是转变应该说是知易行难的事情，是需要我们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抱负去实现的事。转变发展方式，我认为作为企业和作为国家都要走出误区，我想先从企业来讲。

作为企业来讲，我觉得转变增长方式主要应该走出两点误区，我认为现在还存在两个误区：
第一是把转变说成是转行。不做实业，做投资，做工业地产，做房地产。坚守实业，既是对于社会发展规律有着认识的企业家的决策，同时也是一个傻子做出的决策。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税收环境和金融环境，包括我们的市场环境并不十分有利于实业经济的发展。很多人都说，如果我们这几年做房地产，我们买了土地不开发，可能我们所获得的利润或者是盈利比我们做实业要好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确实也是，包括我们的税收政策，我们也做过比较，做房地产企业和做我们实业的税收环境，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实业随着增值税的征收，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确实觉得所处的环境和我们感觉到的房地产行业所处的环境相比，我觉得做实业的应该说更苦一些。但是我们也不能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当中没有一个只是做房地产的。我相信世界五百年的企业，尽管现在在我们中国是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是仅仅靠做房地产能够生存和支撑的。造成制造业低人一等的原因很多，我觉得跟前几年华尔街的神话有很大的关系，那些金融精英们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我们总结的时候还没有很深刻的找到原因，一方面我们认为是监管不利，是道德问题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真正的原因恐怕和我们全球的二元经济和贸易结构出现了失衡有很大的关系，虚拟经济在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在发展中国家，两个板块的发展严重的不平衡。而且由于这种虚实失衡，再加上又没有世界央行的角色，没有国际贸易当中主权国家的角色，美国充当着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大家也可以认为是他导演了这场危机。但是不管从哪个意义上来讲，如果我们的虚拟经济离开了我们的实体经济，从贸易平衡和社会平衡的角度来看，都应该说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轻视制造业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制造业的水平确实比较低。从劳动密集到引进现代化设备，中国的制造业由此就止步了，我们即便做到了极致，我们在微笑曲线当中还是底端，仅仅是在底端间的竞争。作为制造业，如果想坚守的话，必须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进行扩张，向原丰田制造学习，向现在仍然受人尊敬的德国制造学习，学习他们在实业领域当中的工业精神和把一个产业做到极致的科学精神。当年英国、法国逼着德国在他的产品上贴上德国制造。现在的德国制造已经成了高技术、精密化的代名词。工业领域当中的许多隐形冠军都是出自于德国，所以我们坚守着工业领域当中，应该向德国制造学习。

第二是把转变说成是转向。转向新兴产业当然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企业技术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企业技术内涵并没有发生变化，即便原来在传统领域当中，现在在新兴领域当中从事一些业务的话，实际上应该说仅仅是形似而不是神似的进入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说当初你在低端行业，在传统行业当中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就是简单的代加工，今天即便你进入了战略新兴产业，还是在做低端的代加工的那样一种技术的话，对于你来讲没有实现产业升级，进入了新兴产业这不是你的战略新兴产业，这是别人的战略新兴产业。在激烈的竞争当中，你照样有可能会被竞争出局。

因此我认为，从企业角度来讲，转变发展方式，无非就是实现产业的升级，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向高端延伸，形成掌握核心技术能力，形成掌握生产的工艺制造能力，不断快速满足用户需求的新型制造服务业的能力。所以我认为转变增长方式对于企业来讲还有很多的话题可以探讨。

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从国家层面上我认为也存在两个误区：
第一是战略和新兴，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产业，有它不同的规律和特点，需要不同的政策和导向。所谓战略我认为我们今天说的战略首先也是新兴，但是新兴并不等于是战略。我说的这些战略应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在这样的一些产业当中，确实应该由国家来主导设计，而且重点要支持我们的本土企业，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具有前瞻性发展的市场控制能力。所谓新兴产业，我认为就是战略的是新兴的，但是新兴的未必都是战略的。所谓新兴的产业来讲，我们讲是跟现在的新技术发展在不断的出现的一些新技术、新领域的一些产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当中，我认为它确实是又有它不同的需要支持的方式。原创型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它自己的创新规律，新兴产业我认为最大的特点就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包括研发周期，包括成果的类型，包括市场竞争的模式，商业模式等等，都是无法事先预料的，原创性越强，这种不确定性就会越高。它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技术的试错，企业的试错，产业的试错和商业模式的试错，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过程而逐渐的成熟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既不能主观的意想，也不能游离一边，而是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把试错的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推进。我们非常担心政府在这个方面角色的错位，对于一些不属于战略的，但是是一些新兴的，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试错过程来成长的一些产业，政府指手划脚，对用什么技术路线，哪些产业可以准入等等都在那里严加干涉，尤其是利用专家的机制来指手划脚。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产业的发展就可能会很早的被扼杀在专家的评价过程当中。所以我认为，对于战略产业的发展，可以更多的听专家的。但是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一定要更多的听市场的。如果政府更多的利用行政的权利扼杀了我们很多新兴产业的试错过程，我觉得可能会对我们未来产业的转型带来很大的后患。在这方面日本和韩国都有教训，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讲了。这是第一个误区，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讲，我认为战略和新兴是两回事。

第二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自由发展和顶层设计二者之间我认为也还是存在着不清的地方。转变增长方式，发展新兴产业必须要有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这个词现在很时髦，尤其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当中利用用到了民间的这个术语叫做顶层设计。实际上我认为顶层设计说得很简单，就是要谋划全局。我们现在中国提出来发展电动车，而且我们成立了电动车的联盟等等，但是我们看看德国怎么说，德国提出来叫做发展电动交通。也就是说不是光谈车的问题，是谈跟发展电动车有关的所有方面都要进行全面的规划。比如说道路，比如说充电站，比如说信号管理，比如说出行方式，比如说原有汽车产业的退出等等，是有一个一系列的全局谋划，在这个地方上谈的是电动交通，我们谈的是发展电动车。可以想像，我们二者之间在这样一个顶层设计的角度，我个人认为好像多少还是有点区别。

作为一个新的产业该如何布局？我们如何自上而下的进行规划？如何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全面的规划？这些事情我认为是国家层面的事。不规划好这些，那么特别是替代性的一些新兴产业就无从发展。刚才几位老总都在谈发展风电、发展核电等等，刚才宋总讲他们在做叶片，刚才湖北的能源集团讲的，我们也很有幸收购了塔桶制造的企业。实际上我们都在这个领域当中知道这个领域现在我们风电和核电的这些行业应该说处于大力发展的过程当中。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产业的发展，如果没有顶层设计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还是很困难的。比如说我们发展风电、核电，那么多的火电制造企业做什么？三大动力厂今后做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事先不做规划，不做预警，不调控，又如何让我们新兴的能源产业有立足之地？显然政府应该是调整结构的领导者。在进入战略新兴产业方面，我认为我们中国也不是没有成功的经验。我们很多成功的经验，比如说我们的两弹一星，我们航天成功的经验，这个我觉得主要是发展战略产业的成功经验，是国家举国体制的成功。

但是我们的互联网产业，我恰恰认为这是一个新兴产业发展的成功。只不过这个成功是歪打正着的成功，所谓的歪打正着就是在这个产业当中，中国移动、中国联通(5.97,0.01,0.17%)等等这样一些企业做主干，我们的民企是做门户网站，是做主干上跑的车。当然最后我们门户网站死了一大批，最后剩下了搜狐、百度等等这样一些优秀的企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国家队和民企队合作的成功。只不过很遗憾，民企队的资金大部分都是纳斯达克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国家的财政和纳斯达克支撑着我们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但是我认为这个发展的模式，我恰恰觉得这个经验是值得总结的。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自己认为这种顶层设计还是非常必要的。最近有一个机会我和美国的前国防部长，我们硅谷之父有一次座谈，在那次很小的一个座谈会上，当时他谈到发展绿色经济的问题。我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对我的问题表示非常赞同。我就问他，我说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是由于它对人类满足了一种新的需求，所以它的推动力可以主要是由技术的推动力使这个产业能够成长。但是发展绿色经济，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由于我们人类自我破坏导致的我们过去的那种发展能源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新的技术来代替旧的技术，因此它的发展不是靠本身的推动力，而是靠政府的推动力，要靠政府有形的手打破旧世界，靠新的手建立新的世界。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有形的手去打破那些我们不可持续的旧的能源产业的话，我们新的能源产业发展是无从谈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国家是有义务，应该在顶层设计方面做综合的设计。

转变发展方式是一场社会革命，既要革别人的命，也要革自己的命。应当看到，改革30年成绩的背后，由于我们增长方式的不合理，社会也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工业化带来的城乡分割，带来了地区差别的加大，几亿背井离乡的农民工，留守儿童，社会负面影响严重等等。社会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健全，导致了劳资关系、土地关系、资源垄断权和开发权的关系，企业资源和保护的关系，城乡之间和社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选择性执法问题突出等等。当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时候这种矛盾不显现，当企业产能过剩，民营企业原有的生产模式不可增长的时候，这些企业也要停下来，看看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下到底应该让谁发展，到底应该让谁等于，可能就会把简单的一个问题，经济的问题引向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向。

总之，一种平衡即将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建立的时候，矛盾就会突显。在这个历史阶段，发展可能不是唯一的硬道理，我认为包容性的发展、和谐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任何由于体制因素造成的利益获得方都要充分意识到与之俱来的包容的责任。我认为什么叫包容的增长？或者说谁有包容的责任？说得简单一点，谁占了体制的便宜谁就有包容的责任，谁占了市场的便宜谁就有包容的责任。只有具有这样一种意识的话，我们下一步经济的发展才有可能真正的和谐。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营企业既是转变发展方式，建立市场化规则的推动力量，又是一个构建和谐社会，建立一个共享、开放改革成果的社会文化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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